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继“小镇做题家”之后，“孔乙己文学”又成为了在年轻人群体中新的流行词，实则是同一群人、同一件事，可以连起来说是接受系统教育的“小镇做题家”们，在历经多次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“血战”后，绝大多数却是失意的，发现是一场空，与“孔乙己”这个文学形象产生了极大的共鸣，不出意外，这种发泄还是被批判了。我们必须要明白，为什么“孔乙己”总是这么多？我们为什么会以之自嘲？为什么这种带有消极自由色彩的自嘲还要被指责？私以为“利出一孔”是万恶之源，是极具有欺骗性的制度与观念，上升渠道就给你一条，人为制造内卷。利出一孔首先出自于春秋时的管仲。《管子·国蓄》记载道：“利出于一孔者，其国无敌；出二孔者，其兵不诎；出三孔者，不可以举兵；出四孔者，其国必亡。先王知其然，故塞民之养，隘其利途。故予之在君，夺之在君，贫之在君，富之在君。故民之戴上如日月，亲君若父母。”后来该理论被商鞅所继承，他说：“利出一孔，其国多物。出十孔，则国少物。守一者治，守十者乱。治则强，乱则弱。”它实际是在讲财富的流出渠道，或者说民间财富的获取渠道问题，其来源一定要单一，不然就会亡国。如果一个人的荣辱与贫贱都由君主决定，人才会视君主如日月神明、视之如父母。也就是说，利出一孔从一开始就不是个单纯的经济政策，而是将控制财富与控制人身绑定。更严重些说，这就是对私有财产的践踏。朝廷利出一孔，也从反面证明了财产即自由的正确性：“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，这不单是对有产者，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。（出自哈耶克《通往奴役之路》）”脱离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去谈利出一孔，无异于刻舟求剑、缘木求鱼。首先，就地理环境而言，我国是典型的大河文明，文明区域多集中于平原。诸侯国之间并没有受到山脉、河流、海洋的隔绝，这非常有利于大一统。而我国在1840年之前也几乎没有外界文明实质上的侵略，使得敌对力量绝大多数时间除了游牧民族，就是自己人。春秋战国时的环境正是如此，分封制下诸侯的膨胀带来了分裂，而人们一陷入战乱本能就会渴望统一，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，诸侯国从春秋时的数百吞并到战国时的七雄。就社会环境而言，诸子百家迎合时势也提出了各自的统一主张，除了最为积极的法家，孟子说：“定于一……不嗜杀人者能一之。”；墨子说：“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，立以为天子，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。”；庄子也说：“其动也天，其静也地，一心定而王天下；其鬼不祟，其魂不疲，一心定而万物服。”“天下”成了那个时代最流行的观念。但诸子百家们偏偏忽略了一个最为关键的前提——要想在战乱年代让自己的才华派上用场，首先要帮助君主们他们在战争中取胜。战争不是讲仁义道德的地方，只要能够富国强兵，君主们更青睐于不择手段。历史评价商鞅变法是当时最为彻底的变法，它在挣脱旧制度上确实最为彻底，因为旧制度的残余还在约束君主，不能为所欲为，君主挣脱枷锁就可以更方便地榨取资源。战国是个完全礼崩乐坏的变革时代，大家都在变法，你不变法，就会在与其他诸侯国的战争中失败。利出一孔理论应运而生，战争，比的就是谁榨取资源的能力更强。底层想要荣华富贵、实现阶级攀升，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有多种渠道。如果一个人有三寸不烂之舌，那他可以游说君主接受自己的主张；如果他身强体壮武艺高强，那他可以参军去建功立业；如果他头脑聪慧却又觉得庙堂之上危机四伏，急流勇退也不失为一陶朱公；如果在本乡本土自觉生存不下去，还可以改换门庭，这一点在同时代的希腊城邦非常普遍，当城邦的资源不足以供养那么多的人口时，公民自愿去海外殖民是习以为常的事。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？周朝下的世卿世禄制以及阶级固化当然要被时代所淘汰，但它有一点对我们不是完全有害，那便是边界意识。贵族与平民之间有严格的界限，平民自知上升无望就鲜有人再去千方百计进入庙堂，而是选择其他的行业发家致富。统治者剥削他们一般也就是多征税，不会轻易干涉他们的生活方式。但若有与民争利者如周厉王，贵族也会群起反对。大夫芮良夫就劝谏道：“夫利，百物之所生也，天地之所载也，而有专之，其害多矣。天地百物皆将取焉，何可专也？所怒甚多，不备大难。以是教王，王其能久乎？夫王人者，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。”他认为周厉王贵为天子却还要垄断山泽之利，把平民赖以为生的财路都要夺走，周朝必定衰败。而利出一孔我之所以说充满了欺骗，就在于它披着给底层上升空间的外衣，行与民争利之实。经济上是打着抑制豪强的旗号对所有人无差别盘剥，前文已提及：重新审视“算缗告缗”重农抑商背后的驭人之术，是“重视”商业，本文则另外谈一谈上升空间的问题。世卿世禄制被时代所淘汰，但淘汰它的，还是一个恶制。它确实给了底层上升的通道，但它只给了一条，且以后也只给一条。唐《通典》引用了商鞅对秦孝公的游说：“利出一孔者王，利出二孔者强，利出三孔者弱。”秦孝公因此下令非战非农，不得爵位，即所谓的军功爵制。除此之外，再无出人头地的可能，实际上途径也就只有一条——当兵，种粮食怎么可能发财呢？这也是我们一以贯之高度评价商鞅变法的主要依据，即打破了旧贵族的特权，也是秦最终能统一六国的基础。虽说这是牺牲路上必须的代价，但我们身为平民，头脑正常的都不会选择歌颂强制把我们拉上战场的人，更不会以自己是个炮灰为荣。即使我们愿意参军，即使我们能杀敌拿到爵位和土地，但场场血战下来我们能活着享受富贵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但商鞅显然不关心也不担忧这个问题，他认为“利出于地，则民尽力；名出于战，则民致死。”只要把财富的来源限制在农业上，那么百姓就会尽力劳作；只要把爵位的来源限制在战场上，那么百姓就会悍不畏死。百姓悍不畏死，敌人自然就会被打败，而君主只需坐享其成“富强之功，可坐而致也。”商鞅最后沦落个车裂的下场，除了他喧宾夺主想要将旧贵族们逼向绝路，还在于他的论调过于露骨，毫不掩饰地将君主想要的东西说了出来。殊不知君主也是要声誉的，操其术而恒讳其迹，不可能把见不得人的放到明面去干。军功爵制虽然也被时代淘汰，但利出一孔的精神被延续下来，君主所做的不过是换种名目让其继续登场。影响最深远的还是要属科举制。从阶级攀升的角度来讲，科举制与军功爵制有所类似，让读书人们认为只要十年寒窗苦读，就能进入庙堂一展才华，实现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抱负。科举制的伟大意义自不必谈，公平考试的精神人所共知。但它同样具有欺骗性，科举制尽管是我国最重要的选官制度，但相当一大部分人可以通过恩荫等特权获得高位，而无需千军万马过独木桥。鄙人在这里引用齐陈骏先生《唐代的科举与入仕》的统计：“唐代每30年一代官僚总数是19000人，而每30年科举出身的是3100人。我们将这3100人全部都算作入仕为官的，那么，科举出身的官僚也仅占整个官僚集团16%，另外80%多都是非科举出身的人。如果我们将胥吏包括在内，则科举出身的连占1%也不到了。”商鞅身死的教训就是军功爵制对贵族集团不留任何活路，有鉴于此，皇帝就不会让科举出身的士人独占朝堂（尽管皇帝青睐他们），而是通过恩荫、举荐、监生入仕等多种途径与旧权贵达到大体平衡。而且皇帝也发现，如此做法付出的政治成本反而更低，不会引起激烈的反对与动荡，获得的收益却是相当可观：皇帝只要开那么一个小口，天下英雄就争相进入彀中。历代通过科举入仕比例相对较高的也就数明朝了，一是科举制的完善、二是能满足朝廷需要的读书人远非隋唐可比、三就是后来的清朝又将统治权牢牢掌控在满清贵族的手中，读书人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实现或部分实现自己的抱负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拿一生作赌注的骗局。唐德宗年间的礼部员外郎沈既济针砭时弊写了一篇《选举论》，痛陈四大弊端：“入仕之门太多，代胄之家太优，禄利之资太厚，督责之令太薄。”这很精准地指出了利出一孔的本质问题。1.入仕之门太多。沈既济在第一点上也引用了管仲利出一孔的理论，读书人看问题相对比较纯粹，他说：“禄利所出数十百孔，故人多歧心，疏泻漏失而不可辖也。”显然是与皇帝的意思相左。所谓利出一孔，只是针对底层，而皇帝则会依据当时环境的需要灵活调整。但后面的内容他说得非常到位：“入仕者多，则农工益少，农工少则物不足，物不足则国贫。”意思是说争相入仕的人已经多到劳动力出现问题，从事农业和工商业的人越来越少，最终带来经济上的萧条。2.代胄之家太优。后面三点可以说是第一点的解释，解释入仕之人为什么会这么多的问题。沈既济在第二点提到入仕者不仅本人享受荣华富贵，还能惠及子孙：”近代以来，九品之家皆不征，其高荫子弟，重承恩奖，皆端居役物，坐食百姓，其何以堪之！“这句话虽然是在说九品中正制，但官宦子弟比寻常百姓家的天生就享有各自优越的特权，这从来没有变过。3.禄利之资太厚。第三点就更顾名思义了，读书人寒窗苦读的最大动力，因为科举制的回报就是荣华富贵。不过沈既济在此之上更指出了利出一孔带来更深层的危害：“乃撞钟鼓，树台榭，以极其欢；而农工鞭臀背，役筋力，以奉其养。得仕者如升仙，不仕者如沈（chen）泉。欢娱忧苦，若天地之相远也。夫上之奉养也厚，则下之征敛也重。养厚则上觊其欲，敛重则下无其聊。故非类之人，或没死以趣上，构奸以入官，非唯求利，亦以避害也。”入仕者的养尊处优自不必说，这里在讲一个价值观的问题——“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”，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庙堂的才是成功者，如羽化登仙；反之就什么也不是，活着就没有价值可言，有如跌入深渊。也因为利出一孔，人们发现只有参加科举才有前途，因此不论良莠不齐都去走科举这条路，朝廷内部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奸诈之徒。4.督责之令太薄。第四点我个人抱有争议，因为在古代为官的风险也不小，比如我就不赞同文中所说“其罢之日，必妻孥华楚，仆马肥腯，而偃仰乎士林之间。”有罪被罢免还能全身而退继续当富家翁的官僚永远都是少数，被抄家被族灭的才是常态，只是它带来的回报太过丰厚令读书人们铤而走险。我想沈既济说的核心意思应该是对督责与利益之间严重失衡，导致入仕者普遍抱着捞一把的心态，先在任上享受再说，享受过了哪怕是死也无怨无悔。及限又选，终而复始，非为巨害，至死不黜。我们本不该用现代的价值观代入到历史，但如果历史上的事情在如今依旧存在，我们如此评判就是合理的，因为人最基本的价值观不会有太大的变化。在利出一孔面前，我宁愿选择在世卿世禄下躺平，不在那条“窄门”挤破头。人生，有许多的快乐可追寻。